去年早些时候，就在#MeToo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我的男朋友愤愤地对我说：“男人也需要属于他们的觉醒团体（consciousnessraisinggroup）。”

那段时间的新闻里全是强奸和性骚扰，我们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哪怕是我们熟知和深爱的男人，也有可能是一名施害者。但是我男朋友和他的男性朋友在谈起这类话题时往往非常不自然，他们不敢多谈，也不敢坦诚交流。他说，男性需要一个空间去和他们所信任的男性交流，发泄他们对女性的不满，不管这种不满有多么微小。他们需要一个空间去讨论父权制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去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他希望能找到一种方法，让更多的男性能够参与其中，让他们能走得更远，而不只是微微笑、点点头，然后转身继续过自己的日子。

在当时，他的这个想法让我有点不可思议。在当时，大部分公开发表意见的都是女性，其中很多人都带着一种“闭嘴，听我说”（Shutupandlisten）的强势态度，而大部分男性只能言听计从，如果贪图一时口快，就要付出惨痛代价。但是经过调查后我发现，其实我男朋友憧憬的这种男性运动很早就以某种形式存在过，当时第二波女权主义刚刚开始兴起。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经有一个规模不大但颇为显眼的“男性解放”运动盛行了好几年。不同于现代的男权运动，他们在表面上是支持女性解放的，而且还和知名女权主义者结为同盟，不过他们的真实目的始终含糊不清，让人捉摸不定。男性解放团体是在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形成的，当时的空气中弥漫着变革的味道，“本真”（authenticity）这一概念被视作最高形式的启蒙，而且全国各地的男性都在面对着他们刚刚获得解放的妻子和女朋友。

五十年后，可以勉强称为“男性意识觉醒”的讨论大部分集中在Reddit的非自愿独身者（incel）小组，男人有自己的活法（MGTOW）论坛、以及乔丹·皮特森（JordanPeterson）的YouTube视频下面的评论区，这些讨论大都充斥着对女性的愤怒、憎恨、甚至是暴力。

今天的男权团体在措辞上赤裸裸地反对女权，但追根溯源，他们的祖师爷其实就是七十年代的那群“男性解放者”（men’slibbers）。在这群男性解放者中，有一位还写了一本被誉为“男权运动圣经”的书，并启发了保罗·伊拉姆（PaulElam），而这位伊拉姆，正是后来的男权运动旗舰网站“男性之声”（AVoiceforMen）的创始人。在那几年里，男性试图发起一个平行的、支持女权主义的运动，把个人与政治连接起来。他们的努力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最终却还是走上了歧路。

《男性机器》，作者：马克·费根·法斯图；《被解放的男人》，作者：沃伦·法瑞尔；《男性危机》，作者：赫伯·戈德伯格

年，当女性运动刚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燎原之势时，一位名叫杰克·索耶（JackSawyer）的年轻左派心理学家在《解放》（Liberation）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论男性解放》（OnMaleLiberation）的文章。《解放》杂志是一本新左派刊物，它最有名的事迹大概就是刊登了马丁·路德·金年的《伯明翰监狱来信》（LetterFromBirminghamJail）全文。索耶在文章中写道：“男性解放要求男性把自己从限制他们身为人类的性别角色刻板影响中解放出来。”

一年后，《生活》杂志也刊登了一篇关于男性解放的长文，作者当然也是一位男性，讽刺的是这篇文章居然是夹在带有强烈性别歧视的广告之间（一个广告是一个妻子正在小心翼翼地张罗野餐，身边摆着百事可乐和凉菜，而男人们则在一旁打网球；另一则是波多黎各的旅游宣传广告，上面是一个穿着白色比基尼的女人）。这位作者曾辗转伯克利、弗林特、剑桥、波特兰，向各地新组建的讨论团体发表演讲。

来自伯克利的迈克说：“太多太多男性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必须是一个硬汉，某种超级雄性，才有资格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因为遭到解雇，迈克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并因此参与到男性解放运动中。他在《伯克利锋芒报》（BerkeleyBarb）打了一则广告，宣传他的男性意识觉醒讨论会（仅限男性），由此组建了一个男性解放团体，然后还在旧金山的花花公子俱乐部策划了一起抗议活动（他们打出的标语上写着：打倒强迫性男性气概。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并出版了两期名为《兄弟》（Brother）的男性解放报纸。

迈克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女性，而是我们被迫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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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林特的男性解放团体是由九名男性组成，他们基本上都是汽车工人，每周周日做完礼拜后都会在教堂见面。在对反文化语言的使用上，他们显然不如西海岸的那帮嬉皮士能说会道，但是他们也在进步。其中一位成员说道：“给与女性经济平等，人类才能更加自由地从彼此身上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有一次，这个团体还带着三明治和咖啡去声援女性抗议活动。

早期的男性解放运动是建立在一条基本原则之上，这也是一条如今已经被主流女权主义接受（但有时候也会忽视）的原则，即男性也受到性别角色的伤害。男性也许有更多的制度权力，但他们遭到好斗情绪或者情绪压抑的束缚。

跟着热点，各种文章也接踵而至。年，《纽约时报》刊登一篇题为《男性解放——一场尚处地下、但正在蓬勃发展的运动》的文章，在文章中，一位工业设计师向他的讨论组宣传：“我们不只是在谈论政治或者棒球比分，我们谈论的是感受。”这场追求本真的反文化运动也帮助传播了女权主义思想，文中的另一位男性表示，女性运动“让我对我曾经认可、而且一直存在的男性气概中虚伪的一面产生质疑。”

这篇文章还引用了沃伦·法雷尔（WarrenFarrell）的话。当时的法瑞尔还是纽约大学的一位博士生，正在撰写关于女性运动的政治权力的博士论文。那时他刚刚加入了全国妇女组织在纽约市的分支，该组织的成员鼓励法瑞尔帮助组织男性意识觉醒团体。最终，全国各地出现了数百个男性意识觉醒团体，这些团体通常都是由十一二个人组成，大部分都是在彼此的住所见面。

在这次研究伊始，我就给沃伦·法瑞尔发了邮件。我隐约知道他的观点已经发生了改变，但是对于他早年身为男性女权主义者的故事，我还是充满好奇。起初，法瑞尔对于是否接受我的采访很是犹豫，他在邮件中写到：“VICE的文章通常对男性抱有强烈的攻击性，而且喜欢写一些哗众取宠的东西，所以我心里是有点忌讳的。”但他最终还是同意在电话上接受我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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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瑞尔现在已经七十多岁，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一起生活在加州北部。他依然在发表和男性气概相关的文章，做相关的演讲。虽然被公众视作现代男权运动之父之一，但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温和派，而且在年的总统大选期间，他选择了支持希拉里·克林顿。他称自己的觉醒时刻可以追溯到年，那年他刚从大学毕业，有一次他的妈妈向他倾诉，说她很后悔从来没有去读研究生，而是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婚姻上。

在电话上，法瑞尔语气祥和而平稳。他说在探索女性运动时，他的“胸中燃烧一团火”，而且他记得那些提倡觉醒的日子过得特别充实。作为这些觉醒团体的推动者，他提出过很多问题，比如“你心中最大的缺憾是什么？”法瑞尔告诉我，这些讨论的意义是“直面男性被灌输的一切”。男性会互相提供支持，也会鼓励彼此做出改变。

“辛苦了，兄弟。”年《生活》杂志上刊登的一篇男性解放运动文章的标题。图片来源：《生活》杂志

到了70年代中期，一系列和男性气概有关的书籍相继出版（当时正值经济不景气和尼克松丑闻），这其中就包括法瑞尔的《被解放的男人》（TheLiberatedMan）、狄波拉·大卫（DeborahDavid）和罗伯特·布拉农（RobertBrannon）的《百分之四十九的大多数》（TheForty-NinePercentMajority），以及马克·费根·法斯图的《男性机器》（TheMaleMachine）。

这些书籍把男性解放从团体讨论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法瑞尔在书中谈到了约束性的男性气概让男性付出的巨大精神代价，写道男性“否定对他们所爱之人的依赖”以及这种否定“导致缄默和一种男性迷思（malemystique）的形成”。费根·法斯图的书呼吁“不要以性别为基础把特定的行为强加在个体身上。”

年12月份的《人物》杂志报道了马克和妻子布伦达·费根·法斯图的平等主义婚姻。布伦达是一位女权主义律师，她与马克是在哈弗相识，后来他们又和格洛丽亚·斯坦尼姆（GloriaSteinem）联合创建了妇女行动联盟（Women’sActionAlliance）。在那篇报道中，马克发誓会以一种“醉心工作的父亲们”做不到的方式扶养他们的孩子。这对夫妇一起创办了一家法律公司。他们还把彼此的姓加入到自己的姓当中。

许多女权主义者都很支持这项全新的运动。从全国妇女组织的创办者贝蒂·弗里丹（BettyFriedan）到彼时刚刚出版小说《秀拉》（Sula）托妮·莫里森（ToniMorrison），都出现在了《被解放的男人》一书的致谢名单当中。自由派女权主义者开始准备把女性运动变得更具包容性，不再是咄咄逼人的“性别角色辩论”，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