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为了打破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EastIndiaCompany)伦敦商人的垄断地位，彼得·芒迪希望代表库尔廷协会（CorteensAssociation)及其支持者国王查理一世访问中国。他的这段话并非妄言。17世纪，中国糖运到欧洲以相当大的利润出售；18世纪，更在印度大规模地销售。

16和17世纪，中国商人在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间的贸易，英文著述很少提及，而且对中国早期海外贸易的见解，亦受到19世纪历史的影响。诸如亚当·斯密的看法，形塑了19世纪早期中国对外贸易的评价。他认为：“广度上，中国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欧洲所有国家市场的总和；更为广泛的对外贸易－在广阔的国内市场之外又增加了面向所有国外市场的贸易······不可能不大幅度增加中国的产品，和大幅度提高制造业的生产能力。”

亚当·斯密显然对中国国内市场的范围估计过高。本章将揭示，他同时也低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由于亚当·斯密的著作写于年，依据有限的欧洲资料，误差是意料中事。奇怪的是，大约两个世纪之后，亚当·斯密当年对中国对外贸易的看法并没有实质性的修订。一些学者以英国的资料，用来争论鸦片战争前夕要求“中国开放”的依据，他们接纳了这样的观点：清朝政府的势力已强大到足以把其意愿强加于数千英里之外英国，以至于广州对西方商人的贸易限制可视为贸易范围和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限制。

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及鸦片战争后日益卷入国际贸易所带来的后果的重要性也成为研究的主题，其理论基础多为弗兰克的“依赖论”和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这些新的观点依然倾向于不加分析地假定：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对西方的贸易仅限于广州，中国商人则成为清朝政府对贸易的轻蔑和西方掠夺行为的不幸受害者进入19世纪。这些假设仅揭示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一部分，仅讨论中国对西方的贸易不关心，以及中国充当主要角色的亚洲贸易，就忽略了清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广度和原动力，以及中国市场在亚洲的分量。认为中国对西方的出口贸易和亚洲内部的贸易是互不相关的认识与中国商人对贸易网络的控制权一样被忽略了。

欧洲糖市场和欧洲在亚洲贸易的开始主教和枝高1.5米的蜡烛。16世纪的欧洲，富豪阶层以精巧之饰物来强调等级和展示财富达到的新水平。但是食用糖不再是贵族名流的特权，富裕的平民在烹饪上也跟着偏爱糖。16世纪中叶，欧洲的俗语“糖不坏菜”反映了这个趋势。16世纪，欧洲糖贸易的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种植甘蔗和制糖业分布于美洲新大陆和西北欧不同的中心。在此之前的14和15世纪早期，当糖贸易把地中海和威尼斯（Venice)当作欧洲主要货物集散地时，著名的商行如科纳奥和马蒂尼首先发现集中制造和销售糖能获得巨大利润。

但是，虽然威尼斯和波隆那开设了些制糖厂，但耕种仍然直接与制糖厂联结。例如，威尼斯商人科纳奥家族在塞浦路斯的大庄园生产粗糖，然后在威尼斯由该家族制成精糖出售。15世纪末，当欧洲贸易从地中海向大西洋转移时，耕种和制糖的基本关系开始产生变化。由于奥托曼帝国的兴起，法兰德斯伊比利亚商人的竞争，以及希腊、土耳其、犹太及亚美尼亚商人的复兴而加速了地中海地区内部政治形势的变化。糖是由葡萄牙人的“海洋挑战”引起变革的第一个长距离商品。由于对糖贸易发生兴趣，15世纪20年代，葡萄牙人作为第一批殖民者在马德拉群岛登陆，把甘蔗移植到该地。

不久，甘蔗的种植传播到加那利群岛、亚速尔群岛和圣多美。甘蔗几乎紧跟着新大陆的发现而移植。上述群岛，尤其是马德拉群岛，糖的出口贸易是由法兰德斯、英国、犹太和热那亚的商人控制。在载糖船上有一位热那亚航海者克里斯多夫·哥伦布。哥伦布也许从马德拉群岛的商业经验中意识到在加勒比海种植甘蔗的可行性，所以把甘蔗带到美洲。年，在他的第二次航行中，显然受命于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携带了“20名耕种专家，以及各种农作物的种子”。如是，甘蔗的种植和糖的制造很早就传入希斯帕尼奥拉，尔后很快传入波多黎各、古巴和牙买加。

然而，在希斯帕尼奥拉的企业并没有如同在年由皮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雷尔在巴西创立的公司那样取得惊人的成就。在卡布雷尔的船上也许没有此植物。但是，不久后此植物就被引进，并且极其迅速地传播。国王马诺埃尔一世在年授予的特许状，规定送往巴西的人选要包含“有担任制糖厂主管经验和才能的人员”。年，巴西糖已向里斯本海关纳税。由于作为货物集散地威尼斯的没落和地中海糖贸易的衰退，粗糖主要来源的巴西加速兴起，而葡萄牙作为欧洲大陆主要供应者的优势得以加强。

甘蔗扩展到美洲，同时葡萄牙与亚洲建立了海上贸易。在欧洲，葡萄牙人的垄断始于当时的瓦斯科·达·伽玛解基本的信风系统。葡萄牙人对这一地区贸易的垄断因严加保密的“贸易信风”航海图得以维持超过一个世纪。葡萄牙式以控制领土上的贸易站为基础的贸易方式在西非和美洲已经确立。随着殖民地前哨基地建于印度果阿、马六甲、霍尔木兹、科伦坡，及其后到了16世纪50年代的澳门，这一贸易方式在亚洲一再重演。然而，葡萄牙国王赋予一企业实体的名字，称为埃斯塔都·达·印度，比国王“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半岛、波斯和印度的征服者、航行者和商业的君主”的尊称则逊色许多。

-年，每年平均只有7艘船从葡萄牙驶往印度洋；由于其中又有28%在海上失踪，每年只有少于4艘船从亚洲经好望角返回。伊比利亚半岛尽管很早就在欧洲糖市场上显露头角，仍然没有取代威尼斯成为欧洲商品集散地的地位。16世纪中叶，随着安特卫普（Antwerp)作为金融资本和包括制糖在内的多种加工场所出现，欧洲的商业和制造业中心位于低地国。葡萄牙人出售从马德拉群岛和巴西得来的糖。年，安特卫普建有19间制糖厂（比其他任何城市多）。但是，安特卫普的繁荣，很快地被在-年间战争和尼德兰（Netherland)的分裂所摧毁。

这场战争后，冒出了一个新独立的国家－尼德兰王国，同时，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新的商业和金融中心。此地庞大的批发商结合了银行业交易的发展，改变了欧洲批发贸易的性质。不同的工业，包括糖和可可的精炼、酿造、蒸馏和烟草加工，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提供饮食品种。然而，年，在北尼德兰只有3~4间制糖厂；年，增至29间，其中25间位于阿姆斯特丹；年，增至40间；年，已超过60间。从荷兰的观点来看，唯一的问题是约万磅的粗糖由葡萄牙人控制的巴西供应，到了17世纪20年代，仅就该项贸易每年至少能得万盾的利润。

当荷兰和伊比利亚的政治和宗教冲突加剧时，印度洋和大西洋上的长距离海上贸易便成为竞争和斗争的领域。从16世纪80年代始，因葡萄牙从亚洲返回的船只被骚扰，荷兰和伊比利亚在大西洋上掀起战争。基于对开发一条到亚洲贸易路线的兴趣，荷兰早期企图寻找一条绕过俄罗斯北部，再经由美洲北部的路线。无疑，绕过好望角经由印度洋往亚洲是最便捷的方法。年，已收集到充分的信息，乃派遣贸易船队到爪哇。随着贸易的增加，原先组织在地中海和西非的荷兰贸易的共同商业协会，让位于一个更加庞大的联合企业于年特许成立的东印度公司。

获得胡椒、肉豆蔻、豆蔻香料和丁香等商品构成了这一贸易的主要动机，得到的利润是惊人的，仅两艘被掠夺的葡萄牙船只的货物在阿姆斯特丹就拍卖得万盾的好价钱。作为有利可图的压船货和可以填充瓷器之间空隙的亚洲蔗糖只是受欢迎的附加物。尔后，巴西突然间发生的事件，令荷兰东印度公司对来自亚洲的蔗糖产生了兴趣，并使糖成为一种主要的进口商品。年，荷兰人和葡萄牙人在巴西爆发了战争。

17世纪20年代末，在诺德斯特产糖地区战争趋向激烈化。年，荷兰人占领帕雷巴时，发现葡萄牙在巴西的军事指挥官摧毁了甘蔗的压榨机和其他物资，不让它们落入“异教徒”荷兰喀尔文派教徒的手中。

结语

正如布罗代尔指出：“荷兰人占领糖产区诺德斯特的后果是明显的，它不但中断了巴第二章世界市场：贸易方式的改变西的糖流向曾经拥有大量糖的阿姆斯特丹，而且价格也抬高了。”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同时极力扩展对中国的贸易。